《我的兒子是死刑犯》的焦點歷史回顧-與「死罪」同行的人們、政治、紀實創作 - JointMovies 想映電影院

《我的兒子是死刑犯》的焦點歷史回顧-與「死罪」同行的人們、政治、紀實創作

「拍這部片子,比較像是我跟死刑的私人恩怨,我想把這件事情處理完。」

「現在片子拍完了,你覺得恩怨有了結嗎?」

「沒有,沒有⋯⋯」

李家驊導演和「死刑」有著一段糾纏長達十數年的不解之緣,隨著不同作品相繼誕生,這些紀實影像的拍攝歷程,也就這麼貼合著本島國家機器的運轉,成了側寫近年政治與社會風景的一道軌跡。曾在2019金馬國際影展「司法x金馬」單元播映、並入圍角逐2020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項,他的最新作品《我的兒子是死刑犯》由支持導演創作理念的佳映娛樂發行,於2020年8月14日院線上映。在這個重要的時間點,就讓《放映週報》和導演共同為讀者回顧整理一段尚未走遠的歷史,再讓我們更貼近脈絡地,理解他在歲月當中不斷累積的經驗與感受如何成為過去和現在(與未來可能)的「紀實創作」。

2009年首映的《島國殺人紀事3:自由的滋味》,是李家驊接觸「死刑」議題的起始;曾經認為殺人償命理所當然的他,受到蔡崇隆導演的邀請,進入了蘇建和等三人任憑警察和司法體系冤錯擺佈的生命當中【註1】,一邊拍攝,一邊開始閱讀各種相關文獻和作品,逐漸開啟了面對國家法治的自主反思:「接觸到死刑冤案,我才意識到,國家會殺錯人。最開始會想說,不能讓這個制度殺錯人,再接下來就會問說,那什麼叫殺對人?然後再仔細想想,根本沒有殺對人這件事情啊!殺人本身就是錯的,那國家怎麼可以殺人?」一連串盤旋心頭的質疑,推著他與他的創作尾隨著死刑一路前進。

【註1:蘇建和案,堪稱中華民國司法史上最關注的爭議案件之一。1991年8月中旬,在無明確證據顯示人在吳姓夫妻兇案現場的狀況下,蘇建和、劉秉郎及莊林勳等三位青年,受到疑為警方逼供、後遭軍法槍決的兇手王孝文之證言指名,被警方以共犯身份拘提逮捕、刑求取供,並於進入司法檢察程序後,以其自白筆錄作為核心證據數度判處死刑,引發學界、法界和社會關注,歷經各種抗爭和波折,三人終在2012年8月底獲判無罪定讞;冤獄轉價鉅額國賠,失職人等無以咎責,廿年光陰已然逝去,尚有多起重刑疑案懸置未果。】


與死罪同行的政治生態:從《起點》到《我無罪・我是鄭性澤》的創作時空回顧

自陳水扁執政時期,政府即訂定了逐步廢除死刑的司法改革方向,並得到繼任總統馬英九團隊的支持延續,2006到2009年的四年之間,死刑在台灣全面暫緩執行;經歷了《自由的滋味》的洗禮,李家驊則從2009年開始,決定自立開拓田野,積極投入以死刑為題的紀實影像拍攝,萬萬沒想到,這些努力的成果,竟不得不迫於現實擱置終止。

2009年11月,國民黨籍立委吳育昇被爆出「找小三開房間」的性醜聞因而低調沈寂數月。隔年2月下旬,吳育昇重回版面的質詢大開重砲,鎖定死刑執行不動作,配合媒體煽風點火,輿論壓力猛烈引爆,時任法務部長或是黯然下台,或是「仰仗高度民意」,讓「國家殺人」的系統重新啟動【註2】。這股論及死刑存廢便風聲鶴唳、草木皆兵的時勢,阻斷了李家驊當時身邊現存的可能拍攝管道,原本樂意開放對話和權限的公部門,原本願意提供管道的各種牽線引介,自2010年春季過後,幾乎全斷了線。

【註2:國民黨立委吳育昇在立法院質詢說,近期三任法務部長,王清峰不願執行死刑,被他轟下台;曾勇夫槍決21人,目前尚待執行的死囚共52人,扣除聲請非常上訴7人,餘45人都應立即執行。引述自《蘋果日報2014.02.26:吳育昇逼宮 促春決45死囚》。】

面對突如其來的風雲變色,李家驊只得轉向田野調查過程中結識的人和故事,後來花了近一年的時間,拿起鏡頭對著一位原諒了殺子兇嫌的母親,探進罪惡與牢獄劃開的生命創口裡頭,看見身在其中的人們給予彼此的擁抱;這部後來被命名為《起點》(2011)的作品,除了是李家驊系列創作的起點,還是個「國家級」政治風暴帶來的意外產出:「所有門都關起來了,可是,我還是很想做跟司法有關的東西⋯⋯」

《起點》之後接著完成的紀錄短片《我無罪・我是鄭性澤》(2013),在李家驊看來,創作過程並無任何美學考量,眾志成城地專注「救援功能」的目標意識。這部作品由「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」及2012年甫成立的「台灣冤獄平反協會」合作促成,旁白交由《殺戮的艱難》作者張娟芬主筆撰稿:「監製馮賢賢告訴我,我們做這部影片,只要講一件事情:這是個冤案。」原是時逢死刑被推到風口浪尖的時刻,這群逆流堅守信念的人們,踏到戰場邊陲的最前線,只為挹注重刑冤罪平反【註3】的力量,而影像本身「單刀直入」、「別無他求」的呈現狀態,更像極了迫切與困頓並存的時代註解。

【註3:2002年,引起警界全體悲憤的KTV搏火殺警命案,導致鄭性澤疑遭刑求取供入罪,三審皆被判死刑,2006年定讞。2016年5月裁定再審前,本案共計聲請過23次非常上訴和2次再審,全遭法院駁回,2017年10月終在再審庭獲判無罪。參考維基百科。】

2010年死刑重啟執行兩年後的總統大選,馬英九執政團隊拿下了689萬票取得連任資格,巧合的是,如風起雲湧般,各種政治倡議的行動能量也在死刑重啟後同步高漲了起來。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核災過後,反核、廢核在台灣的行動聲浪不斷凝聚壯盛;2012年,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完成了《多元成家立法草案》,奠定了日後「婚姻平權」運動的重要開端;2013年,為了替洪仲丘退伍前早逝的生命聲討公道,「揭開國防布,要真相大白」的白衫軍成就了號稱台灣史上人數最多的公民自發社會運動,而以基督宗教勢力為核心的「護家盟」於年尾動員號召另類白衫軍,首度為了反同婚、反多元成家的組織行動在凱道集結;2014年,佔領立法院一帶將近一個月,創下眾多歷史紀錄的318學運,對台灣後來的中國政策、政治生態,甚至選舉結果都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。即便「各路社運」多少逐步有些進展建樹,在政黨再度輪替前的幾年之間,獨獨沒有改變的是,每年都約有5~6人的在監死囚被「不定時」槍決【註4】

【註4:聯合報報載(2016.03.29),台灣近年死刑執行時間點皆和重大刑案或社會運動發生之時機相近。】

隨著三部紀錄片創作的腳步,從2009年一路走來,李家驊難掩內心慨嘆;一方面,這群待死囚徒們的生殺,彷彿成了失能政權的政治紅利提款機(作者按:這樣的執刑狀態,恰恰說明了這些「罪人」所承受的待遇,早已不再像是個人,而是任憑宰割、噬其血肉的牲畜);另一方面,多數大眾,或許正像是曾經沒做任何功課的自己一樣,基於先入為主的直覺理解,搭配膝反射湧現的仇愾情緒,便將死刑視為「殺人償命」的公平正義,將死刑犯視為「該死的非人孽種」。在此風行草偃共構交織的失語現實中,台灣社會失去的並不只是人被視為人的眼光,就連好好認識究竟我們失去了什麼的可能性也都失去了。

「這些年來,每一次法務部只要扣板機,我就會覺得,我應該要來做《我的兒子是死刑犯》這部片子。政府每次執行死刑的時間點,就是在台灣有重大政治或社會事件的時候。對於政府來說,死刑只是一個政治工具。像鄭捷,他是馬英九時代的最後一個死刑犯,也是判決定讞後史上最快被執刑的死刑犯(作者按:僅過了十九天,而且行刑日期,就在5月20日新任總統就職大典的前十天【註5】)。我猜想,像馬政府應該就是覺得,處決鄭捷是個『政績』,不想留給蔡英文吧。」

【註5:判死定讞僅19天,為何先槍決鄭捷?羅瑩雪:只是做該做的事(關鍵評論網2016.05.11)。】


《我的兒子是死刑犯》:全心創造「重新認識死刑」的可能性

「我拍東西的用意都滿簡單的,就是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講,我有一句話想講, 就這樣而已。 」以2016藍綠政黨輪替作為契機,期待更多至今未竟的社會對話再度開啟,李家驊導演決定自掏腰包耗資百萬,開始全心籌拍這部放在心上很久很久,工作流程歷時四年才終於完成的死刑恩怨未了之作:「在正式決定開鏡之前,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找資料,接下來,就是用最大的誠意和投入做說服。自己前前後後大概有跟四、五十個人見過面。會找他們的理由很簡單,就是想要找直接接觸過死刑的人,真正認識死刑的人;我想讓身在第一線的他們來談死刑。當初,去找的有很多是死刑犯本人,或相關當事人,另外還有像法官、律師、監所管理員等等,都是直接有和死刑面對面的人。這些人裡頭,大概有一半的人很願意跟你談,但是不接受拍攝。最後,我大概拍了二、三十個人,有剪進影片裡的總共十個。」

「創作就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;我從來都沒有覺得,創作是一件偉大的事情;但我很明確的知道,創作一定帶著某種企圖。如果要舉著一個大旗說,我的片子是在關懷某一種人,這種話,其實我說不出口,我覺得我沒有立場這樣講話。我只能說,所有創作其實最後都會有剝削的成分;我只能說,我每一次都會想辦法把這個剝削的成分降到最低。但,它不可能被去除。因為我們畢竟是用別人的故事,在講自己想講的話,從別人的身上,拿走了某些東西,用他來成就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而我只想傳達一件事:我們都是人。」

為了保護被拍攝的相關當事人,在本篇報導中能公開分享的田調與拍攝過程細節並不多,畢竟,和罪惡糾纏不清,就如同綁定了「生存的艱難」,這樣的艱困,可以從作品裡層層有形、無形的隔膜屏障身歷其境,亦能從其他非關人物的場景拍攝狀況探知一二:「除了訪談和人物拍攝之外,我們還有做過一些協調和努力,後來甚至能進到死囚牢房裡面現場取景。那是間關過人、被打掃過的空牢房,我們的其中一位主角其實就住在對面,但他真正住的地方,我們是不能夠進去拍攝的,真正有住人的地方也不會像影片裡看到的這麼乾淨。放這些畫面,當然是想讓更多人可以看到監獄裡面的樣貌,但,我們所能看到的,終究還是很小的一部分,這已經是我們最大的努力了⋯⋯」

透過不同於過往相關創作脈絡的切入方法,在有限的影像製拍條件和資源下,在哀矜勿喜的內斂情緒定錨中,李家驊導演企圖建立起能將「極刑罪犯」理解為「人」的紀實創作觀點:《我的兒子是死刑犯》全片以不同境遇的三位死囚故事作為敘事核心,順著「罪刑定讞」、「戴罪等死」、「受刑死亡」的時間線性推演,看見死囚血親、委任律師、倡議團體、甚至替死囚收屍的殯葬業者等在鏡頭前現身說法,講述自身與死刑接壤的生命經驗,進而慢慢打開不同層次的死囚生命狀態理解;在鏡頭一步一步的引領之下,觀眾猶如陪著這群與「死罪」同行的人們,走過各自位置上,直接面向「人」、「社會」與「罪惡」的無力和艱難。

即便這部紀錄片處理的,正是自己多年來深涉其中的拍攝母題,談及如何為作品打造出現行敘事架構,李家驊特別感謝剪輯師黃懿齡和配樂許志遠的專業功力深厚,把努力投入的成果歸納為團隊合作的過程產出,並未對自身作為導演的創作思維多做闡釋;或許,一切就如同這十數年歲月裡的生命體會,只得默默成像在這部作品的表裡內外,箇中滋味,一言難盡,但靠經驗探索理解,但靠投入心領神會:

「關於自我解析的問題,我覺得我沒有能力回答⋯⋯到底我是怎樣的創作者,我不知道;我到底是擅長怎樣說故事,我不知道。影片就變這樣了,對,我不曉得為什麼。去講哪個鏡頭如何安排,我甚至還會覺得尷尬。不過,我知道,我想做這部作品的動力,是期待可以讓觀眾去體會到,我自己觀念變化的經驗。我覺得,我沒有能力說服觀眾,死刑是好或者不好,我也不想這樣做。我只希望觀眾看完這部片子以後,會開始思考到說,死刑似乎跟自己想像的不一樣,死刑犯好像跟自己想像的不一樣⋯⋯」

(文字/林秉君.採訪/謝佳錦、林秉君.文章授權/放映週報675期